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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飞穿针,要粗中有细遇着紧要事,不可莽撞行事;更不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先想后果,否则不仅于事无补,反
倒乱了步子。所以力争忍让权衡,或找一经验丰富的知心朋友商量。
其次,若思量无策,而事又无甚大碍,则把它放到一边。采用目标转移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未尝不可。
其三,欲尽下属或朋友之责,劝说上司或朋友的某种过错,当选择委婉曲折方法,且宜场中人越少越好。古之忠谏而又令君主笑纳者首推邹忌;而伍子胥之竭忠尽胆,直言无忌,终不能成事,徒悬头颅与国门罢了。我们直性子的人不得不注意慎重从事。
五、“危”字诀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历史教训如此,平头百姓亦如此。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远虑在先,近处无危
世事难料定,故处事须谨慎,常怀远虑,居安更得思危。
世事多变。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没有任何固定的方式能够担保你这一生一世平安顺遂。天下大势自古以来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治世;“分”,乱世。这一“分”一“合”,反映了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发展。人这一生也像大海的波涛,有起有落,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有人把生活比做驾舟,风里漂浪里走,力克激流。一个人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常常感到世事难料。
古人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者”常居安思危,深谋远虑,“逆者”多目光短浅、执迷不悟。孔子曾告诉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种谨慎的处世思想是我们所提倡的做人做事之道。
历史是无情的,无数史实告诉人们“居安思危”的道理。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的兴衰,一般统治者在创业之初,往往历经磨难,深知立业艰辛,每于开国之初,尚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力戒奢侈,以仁政治天下。但是“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一旦这份基业传到子孙手里,则成了他们享乐的源泉、挥霍的资本。历史上难得有几位明君。况且即使他为百姓着想,而生活上仍免不了奢华。更多的国君骄奢淫逸,逸乐无度,只顾眼前而无远虑,顾享乐而不恤民情、不理朝政,以至乐极生悲,国倾身亡。很典型的例子便是春秋战国时的秦国。秦始皇是一代英豪,他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作出了许多丰功伟绩。然而,他也曾耗费巨资,搜刮民脂民膏来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奴役百姓筑建万里长城,都是为了给子孙奠定万世基业,供他们快乐逍遥。结果,由于他晚年和秦二世统治时期,实行严酷的统治政策,致使人民不断起义反抗,秦朝在不到十五年时间就覆灭了。历史证明:居安不思危者必败。同样的道理:做人做事不怀危者必败。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有两句充满哲理、发人深省的诗句:“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意思是说,统治者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便奢靡逸乐,贪图享受,哪里知道安逸与祸患是同时产生的。王安石的诗,虽然是慨叹历代建都金陵的王朝的兴衰成败的教训,却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规律:繁华景象下隐含着危机。正像评书艺人讲的,“看似平淡无奇的小酒馆里,人来人去,却隐藏着无限杀机!”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一语中的,灾祸是幸福的依托之地,幸福是灾祸的埋藏之所。有人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是我认为,“祸”与“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可以说,居安思危就是“祸”与“福”的辩证统一。当你身处“福”中之际,“祸"可能已经萌芽了。人常说“身在福中不知福”,这“祸”岂不是更不知了?不知有“祸"是很危险的。如果做人能时时、事事、处处加以警觉,并不断地将“祸"的萌芽拔除,那么,“祸”便不用躲,“福”也可以保持得更长久。
防微杜渐是避“祸”的重要保证,处世须谨慎。物质利益有很强的引诱力,要战胜它需要付出数倍的精神抵抗力方能取胜。。一个人一旦陷入物质享受的泥潭之中,就很难自拔。战胜了物质利诱,也便战胜了自己。在《史记》中记载,刘邦首先攻进咸阳,他看到秦宫内陈设豪华,珍宝美人甚多,就想留下来。在张良和樊哙的劝告之下,刘邦终于作了暂时的克制,从统一大业着眼,退军还至霸上。假若刘邦执意不从秦宫中退出,必将为项羽所困,他哪里还有汉朝天子之尊,岂有刘家数百年的天下?从刘邦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居安思危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易!
上面的史实例证,是把居安思危当做安邦定国的长久之策,似乎与为人处世之道有些偏斜,其实不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能成就的,各朝各代开国之君主所开创的伟业无不渗透了个人的智慧和努力,正是他们深知处世之道,才有大成就,对于平头百姓一家一计的过日子人家,也需常怀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老百姓爱好储蓄就是这一表现。且不论人们投资心理是否成熟,就仅从储蓄考虑,反映了人们朴素的忧患意识。人们存钱在银行,不一定为赚什么利息,要不然早去投资证券了。储蓄为了应付一时之需或意外之祸,或为了买房子,供孩子上学,给儿子娶媳妇等长远的目的。尽管国家为了鼓励投资,将利息率降低,但人们并未依据经济学的规律而减少储蓄,可见“居安思危”思想的深厚。
综上所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可以看出,居安思危、常谋远虑、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处世之道,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保持国家安定、家业兴旺的永久之策。居安能思危,世事便不难预料,“福”也可以保持得更长久。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本身就是在冒险中进步的过程,如果时常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警惕自己,认清现实环境,个人的生命自然会澄清如镜,行事为人也便有了更多的余地。
2。郭子仪屏退侍女免祸患
防微杜渐,聪明人往往能在小危中发现大危,从小危险开始就加以抑制危险的存在。
唐朝大将郭子仪,曾在平安史之乱中立过大功,后来又平定了濮固怀恩的叛乱,官至太尉、中书令。郭子仪做了大官,在每次会见客人时,都有一大堆侍女爱姬跟着。一次,手下报告说,有个叫卢杞的来见大人。郭子仪一听,马上屏退了所有陪侍的妇女。郭子仪的几个儿子见此都很奇怪,便问他说:“以往父亲见客,总是姬侍满堂,怎么卢杞来了,父亲就赶走她们了呢?”郭子仪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长得丑,面色发蓝,女人们见了他,没准会因而嗤笑。可卢杞这个人很阴险,要是有一天他得了志,为这一笑之仇,咱家便会被斩尽杀绝的。”后来,卢杞果然当了宰相,也果然陷害了不少人,唯独郭家是个例外。
这则事例看似简单,但却包含着发人深省的做人道理。姑且不说公共关系交往活动,即使是在普通人的生活往来之中,各种社会角色特征都不尽相同。有君子也就难免会有小人。同样的一件事或者说处理方式,用在不同的人物角色上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像郭子仪让众女避于卢杞,就可见其对卢某人这一角色知之甚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照理说,在当时,郭子仪功不可说不高,位不可说不显,大可不必有此顾虑。但其过人之处也就在于能够洞察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而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俗话讲“船到江心补漏迟”,在社会交往中,主体应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把握好一些看似小事的东西,尤其对交往中客体成员的角色特征,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免给今后公共关系的交往留下隐患。诚然,公共关系本身也要求我们按照平等沟通的原则进行交流,对交往中哪怕是对次要角色也应给予基本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这种尊重也可为今后免去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
3。上山下乡当农民——范蠡富贵终生
狡兔死,走狗烹。做功臣要有危机意识;功臣不要专横拔
扈,以免循走狗烹的下场。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军事谋略家、政治家。
范蠡早年与宛令文种一同赴越国,为大夫。越王勾践即位后,由范蠡主持军事,与主持政务的文种携手振兴越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越王勾践得到吴王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结果在吴越夫椒之战中,越军惨败。越国在生死存亡关头,范蠡提出了暂时屈辱求全的策略,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和,如不答应,就由越王亲自到吴国做人质。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劝告,休战撤兵,并允许越王到吴国做人质。于是,范蠡随越王入吴,为臣仆3年,备尝屈辱。一天,吴王夫差单独把范蠡找去,对他说:“勾践给我当奴仆,你何必还跟着他?俗话说,聪明妇女不嫁败亡之家,明哲臣子不跟国灭之君。你若抛弃勾践归顺我,我就免除你的苦役,让你做大官。”范蠡跪下说:“感谢大王的好意。俗话说,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我是败国之臣,何敢再望富贵?还是让我跟着旧主为您服役吧。‘吴王见范蠡意志坚定,只好作罢。3年后,放勾践、范蠡回国。
范蠡回国后,与文种等为勾践结好齐、晋、楚,表面卑事吴国,暗中积蓄力量商量兴越方略;同时实行“美人计”,将自己的爱姬西施送与吴王,以使他沉溺女色,分散精力。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迅速强盛,吴国则实力削弱。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范蠡、文种建议越王勾践乘隙攻吴。越军以两翼佯动、中央突破、连续进攻的战法,大败吴军于笠泽(今苏州南)。吴王夫差被越军长期围困,力不能支,见大势已去,就自杀而死。就这样,越国吞并了吴国。
为了庆祝胜利,越王勾践下令在国都内设置高台,大摆宴席,宴请各位有功之臣。
酒宴之中,众人难免得意忘形,到处是行酒猜令,整个高台是一片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只是越王勾践显得有些沉默少语,端着酒杯好久不喝一口,像有什么心事。
灭吴首席功臣范蠡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越王的反常心态表现。他知道,作为一国之君所必有的猜疑之心又完全占有了越王的心胸。他现在考虑的已经不是什么共享欢乐,而是怎样确保自己的江山不更姓易名了。想到这里,范蠡不由得感叹道:“这说明大王不想把灭吴强国之功归于众人的努力,不想与大家共享欢乐。如若不及时引退,恐怕凶多吉少。”
第二天一大清早,范蠡便到宫中向越王勾践辞行。他对越王说:“臣下听说,君主犯了忧愁,臣下就要四处奔走,不惜劳苦,为的是解除君主的忧愁;君主受了污辱,臣下就该以死自责,不能苟且偷生。以前,大王您在会稽受到吴国的污辱,我之所以没有死,就是为了帮助大王雪会稽之耻。现在会稽之耻已经洗去,臣下的任务也已完成,特地来请求大王赐臣下死刑,以惩罚臣下使大王蒙受会稽之耻的行为。”
越王勾践表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对范蠡说道:“先生为灭吴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我怎么能加罪于您呢?”
范蠡紧接着说道:“既然大王赦免了臣下的罪过,就请大王给臣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让臣下辞去官职,归老于江湖之上吧。”
越王勾践坚决不同意,他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说道:“我将与你平分越国,共同治理。如果您不答应的话,我就要杀了您的全家。”
范蠡心知越王勾践的真实意图所在,他无所顾忌地坚持要离越王而去。他说:“大王自然可以下令施行您的命令,可臣下仍然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第二天一大早,越王勾践见范蠡没有上朝,便立即命人到范蠡家中去请。谁知已经晚了,范蠡已于昨天晚上携带着家眷和金银细软远走他乡了。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了。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二十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作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胸中,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一种莫大的嘲弄。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鉴戒!”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早年师事越国理财大家计然,研习理财之道,深得其中奥妙。他到齐国后,因慕子胥之忠惘,叹为夫差所杀,于是取名“暗夷子皮”(取子胥鸦夷浮江之意),改业务农。他想:越国用计然之策能图强称霸,我用此术也能齐家致富。于是,耕种于海边,不过多久,就积聚家产数十万。齐国人听说他很有才干,就让他做了相国。范蠡叹息说:“居家能致千金,做官累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算达到顶点了。久享尊名,终为不祥。”于是,归还相印,尽散家财,携带重宝,悄然离开,来到陶地,变更姓名,自称“陶朱公”。他看到陶地为天下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便于交易,便弃农从商,居不多久,又致巨富。时人凡论天下富豪,莫不首推陶朱公。范蠡为官位居卿相,经商致千金,并得善终。反观吴越争霸舞台上的另外两位纵横掉阖之士伍子胥和文种的结局,同为智慧之士,只有范蠡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大智者,知道做人做事危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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